与卡夫卡一起笑

David Foster Wallace. 里姆·译。

原文摘自大卫·福斯特·华莱士于 1998 年 3 月「变形记：新卡夫卡」座谈会上的演讲，后收录于短文集 Consider the Lob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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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愿意公开谈论这个我不太够格的话题，是因为它让我有机会为你们宣讲一个我已经放弃在文学课上讲授的卡夫卡的短篇故事，我却很怀念朗读这个故事的机会。它的英文名是 A Little Fable（《小寓言》）。

“唉，”老鼠说，“世界每天都在变小。一开始的时候，它可太大了，我很恐慌，我就一直在跑，一直跑。 当我终于看到远处左右的墙壁，我很高兴。 但这些长长的墙彼此迅速靠拢，我已经在最后这间屋里了，角落里的那个，就是我要跑进的陷阱。” “你转个方向就好了。”猫说着便吃了它。

对我来说，试图给大学生们阅读卡夫卡的一个典型的挫折便是，你几乎不可能让他们觉得卡夫卡是好笑的。你也不能让他们领会到卡夫卡的有趣之处是怎样与他的故事里的非凡潜力紧密相连。因为极好的短篇故事本来就和绝妙的笑话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都依赖于传播学理论家们有时所说的「逆告知」（Exformation），逆告知是指一定数量的重要信息从传播中移除，但被传播所诱发，从而引起受众内心相关联系的爆炸。¹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短篇小说和笑话常常使人觉得突兀而有冲击力，就像泄开了塞住了很久的阀门。卡夫卡将文学称为「劈砍着我们内心冰封的海的斧头」并非毫无道理。而精妙绝伦的短篇故事中的高超技艺又常常被称为「压缩」，这也绝非偶然——因为压力和释放都早已在读者内心。似乎使卡夫卡得以鹤立鸡群的是，把他加压的过程编排得恰到好处，使压力在被释放的瞬间恰好变得难以忍受。

有关于笑话的心理学有助于解释在教学卡夫卡时一些问题。我们都明白没什么能比解释一个笑话更快地消除这个笑话的神奇魔力——比如说，指出罗科斯特罗搞错了「谁」这个专有名词而把它当作是问句代词的「谁」之类的。我们都明白这样的解释在我们心中引起的奇怪的反感，这种不是出于感到无趣而是因为感到恼火，好像有什么东西被亵渎了。这种感觉像老师把卡夫卡塞进本科文学分析课的机器里时感到的那样——从情节到图表，从符号到解码，等等。当然，卡夫卡会别具一格地体会到把自己的短篇小说献给这种高效率机器当中的讽刺，在文学上，这相当于把花瓣撕下来磨碎，然后把所得到的黏液用光谱仪分析测量，来解释为什么玫瑰花闻起来如此动人。² 弗朗茨·卡夫卡毕竟是一个作家，他的故事《波塞冬》想象了一个终日案牍劳形处理公务文件的海神，他的《在流放地》把描绘想象成惩罚，把折磨想象成启迪，把终极的批评者想象成一把有针刺的耙子，而耙子慈悲的致命一击便是刺穿额头。

另一个障碍，即使是对天赐聪慧的学生来说，也不像是乔伊斯或庞德的作品那样——卡夫卡作品所创造的逆告知性的关联并非是互文性的（intertextual），甚至不是历史性的（historical）。卡夫卡的唤起，确切地说，是无意识的，几乎是亚原型的，是从神话衍生出的小孩子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把他最怪异的故事称作噩梦般的，而不是超现实的。卡夫卡中的逆告知性的联想也是既简单又极其丰富的，通常几乎不可能被分析：例如，想象一下，要求学生拆解并整理出老鼠、世界、奔跑、墙壁、狭窄、室内、陷阱、猫、猫吃老鼠背后的各种符号网络。

更何况，对于那些神经共鸣非常美国的孩子来说，为卡夫卡所用的那种特殊的好笑是非常陌生的。³ 卡夫卡的幽默几乎没有当代美国娱乐特有的形式和符号代码，没有反复的文字游戏或语言特技表演，没有什么俏皮话或滑稽模仿。卡夫卡没有关于身体功能的幽默，也没有性的一语双关，也没有试图通过冒犯传统来反叛常规。没有品钦式的踩香蕉皮或者巨大腺状体⁴怪物那样的闹剧。没有菲利普·罗斯式作品中的异常勃起桥段⁵，没有约翰·巴斯式的元戏仿，也没有伍迪·艾伦式的唠叨抱怨。没有现代情景喜剧的咿咿呀呀的反转；也没有过分早熟的孩子、满口脏话的爷爷奶奶、玩世不恭又市侩反叛的同事。也许最异类的是，卡夫卡笔下的威权大人物，从来都不仅仅是空洞的小丑，用来被加以嘲笑，而它们总是荒诞的，可怕的，同时也是悲哀的，比如《在流放地》中的中尉。

我的意思不是说他的机智对美国学生来说太过微妙含蓄。事实上，我在课堂上探寻卡夫卡的好玩有趣之处时，目前唯一有些效果的策略就包括提示学生他的许多幽默之处实际上是不含蓄的——或者说是反含蓄的。这个说法是：卡夫卡的趣味之处依赖于我们当作隐喻性的（metaphorical）的某种对真知的根本性文字化。我认为，对学生们来说，我们的一些最深刻的集体直觉只有作为言语的表述才能被表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它们为修辞格的表达（figure of speech expressions）。这样关于《变形记》，我可以请学生思考一下，当我们称某人为「可怕」或「恶心」或当说他的工作包括被迫收集粪便时，什么被真正地表达了。或者鉴于「唇枪舌战」（tongue-lashing）或者「给他撕出个新屁股眼子来」和「到了中年，每个人都有了自己该有的面子」这样格言式的表达，来重新读《在流放地》。或者通过「缺乏关注而感到饥饿」、「对爱饥渴」这样的转义或者「自我否定」这个词中的双关，甚至是从厌食症（anorexia）的词源是希腊语中的渴望这样的小趣闻来理解《饥饿艺术家》。

学生们通常在这里会很投入，这很好；但老师还是会感到些许愧疚，因为「喜剧作为隐喻的文字化」策略并没有开始容许更加深层的炼金术：卡夫卡的喜剧必然也是悲剧，而这种悲剧必然也是一种巨大而崇高的喜乐。这通常会导致一个极其痛苦的时刻，在这期间，我反过来警醒提醒学生说，尽管这些文中的机制和逆信息式的能量，卡夫卡的故事根本上来说并非笑话，而那些看似代表着卡夫卡个人宣言的简单又悲哀的绞刑架一样的幽默——诸如「有希望，但不是给我们的」——不是他故事中所展现的。

卡夫卡的故事所具有的，更像是一种怪诞的、华丽的、完全现代的复杂性，更像是这种模棱两可的矛盾性成了多价的「二者兼具」逻辑（Both/And logic），即所谓的「无意识」，我个人认为这不过是「灵魂」这个词换了个花哨的说法。卡夫卡的幽默——不仅不是神经质的，更是反神经质的，像英雄一般具有理智——终究是一种宗教的幽默，但却是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和里尔克（Rilke）以及圣经中《诗篇》那样的宗教式的幽默，一种令人痛心疾首的精神性，相比之下令奥康纳女士（Flannery O’Connor）的血腥恩典也稍显轻松，使危在旦夕的灵魂看起来是预先做好的（pre-made）。

我认为，正因如此，卡夫卡的机智对某些孩子来说是不可得的；这些孩童所处的文化培养他们将笑话看作娱乐，将娱乐视作保证。⁶ 不是学生们不「懂」卡夫卡的幽默，而是我们教他们把幽默当作「懂或没懂」的东西——就像我们教他们自我是你本来就「有」的东西一样。难怪他们无法欣赏卡夫卡真正的核心笑话：那个用以建立人类自我的恐怖挣扎造就了一个自我，这个自我的人性与却又与痛苦的挣扎难以分离。（the horrific struggle to establish a human self results in a self whose humanity is inseparable from that horrific struggle.）那条无穷无尽、希望飘渺的回家之路恰恰就是我们的家。这很难用文字表达，很难写在黑板上，相信我。你可以告诉他们，不「懂」卡夫卡也许是件好事。你可以让他们把他的故事想象为一扇门。去幻想我们接近并敲打这扇门，愈发用力，敲打着，敲打着，不仅想要进去，而是需要它；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我们能感觉到，这种想要进去的绝对渴望，敲打着，撞击着，踢打着。那，终于，门开了……它向外打开了——我们一直都在我们想要的那个东西里。Das ist komisch. 这是有趣的。

Footnotes

1. 例如在这方面比较一下海明威的《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开篇中的整个在「绝望中的老人在干什么？」——「什么也没有」之间的互换，以及「白宫实习生和凯迪拉克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不是每个人都坐过凯迪拉克」这样冰冷辛辣的玩笑。或者以冯内古特的《关于巴恩豪斯效应的报告》结尾的「再见」对比用「鱼」作为对「拧一个灯泡需要多少超现实主义者？」的回应而产生的作用。 ↩

2. 而一个比较研究生化的文艺理论型的机器，则是为了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自己被蒙蔽了，以为本来还真的就有什么气味。 ↩

3. 我这里不是在指「在翻译中遗失」之类的。不论今天晚上的场合，我得承认我的德语水平不高，我了解的和教的都是穆尔夫妇翻译的卡夫卡；尽管天知道我到底还缺失了多少，但我说的趣味性就是在穆尔夫妇的英文版本里的趣味性。 ↩

4. 参见《万有引力之虹》第十二页，译者注。 ↩

5. 参见《反生活》，译者注。 ↩

6. 关于幽默在当今对美国精神上牙牙学语般的作用，可能有整整一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的书可以写。粗略地讲，我们如今的文化在发展和历史上，是青春期的。既然青春期被当作是人类发展中最紧张、最可怕的时期——在这个阶段，我们声称渴望的成人生活开始将自己呈现为一种真正又正在收缩的责任和限制系统（税收、死亡），而当我们内心渴望回到我们假装蔑视的那种幼稚的忘却状态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作为一种文化如此容易受到艺术和娱乐的影响，而这些艺术和娱乐的主要功能就是逃避，即幻想、肾上腺素、景观、浪漫等等。（你认为这是一个巧合吗：大学是许多美国人操得最要命、喝了倒在地上、搞极乐的酒神式的狂欢的阶段。并非偶然。大学生仍在青春期，他们被吓坏了，他们用美国特有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恐惧。那些周五晚上赤身裸体倒挂在兄弟会房子窗户外面的男孩，只不过是想要购买几个小时的逃脱，逃离那些任何一个还不错的学校都会逼迫他们想一整周的严峻的事情。）笑话是一种艺术，因为我们大多数美国人现在来看艺术，本质上是为了逃避我们自己——暂时假装我们不是老鼠，墙壁是平行的，猫可以被逃脱甩开——所以可以理解：我们大多数人并不觉得《小寓言》好笑有趣，甚至可能将其视为一种令人厌恶的例子，当作是一种令人沮丧的「死亡和税收」的现实的典型，把「真正的」幽默视作为一种在这样的现实里喘息的手段。 ↩